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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阿密攻读本科学位的中国留学生Morandal即将迎来毕业季。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持续升高和股市的动荡,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学费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最近亏损的5000美元股票投资让他陷入财务困境。签证政策的不确定性更让他感到迷茫,未来的规划似乎变得难以捉摸。如今,他只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尽量保持平稳。
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和移民政策的收紧令留学生群体产生了不小的焦虑。尤其是关于F-1签证撤销的传言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尽管许多消息未被证实,但不少中国学生和家庭已开始重新评估赴美留学的风险和潜在影响。
近期,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被传出签证被撤的消息。尽管事件的细节尚未得到确认,但个别案例表明,签证撤销通常与轻微违规行为或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有关。移民律师指出,虽然签证政策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执法标准的调整令留学生群体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发布了针对美国新法案的留学预警,该法案涉及限制中国资金和科技合作,及加强审查。这一变化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忧虑情绪,留学市场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放大。
教育部发布2025年第1号留学预警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业者与家庭正试图在风声鹤唳的政策信号中,重新理清方向。尽管信息繁杂,人们更倾向于相信,留学市场的未来是一幅更加理性的图景。从招生政策调整到系统性风险显现,再到地缘政治博弈和教育本质的反思,留学市场或许正迎来一轮深度的结构重估。
“留学行业已进入一个复杂阶段。”宜校创始人、《择校之道》作者肖经栋指出,主流目的国正集体收紧政策,重新划定招生与移民的边界。
美国高校的吸引力正经历结构性下滑:STEM专业的签证通过率下降,学费连年上涨,使得“性价比”优势不再明显。曾被视为替代选项的英国,因对敏感学科加强审查、工作签证政策趋严,面临持续挑战。与此同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策转向也愈加明显,过去五年,加拿大对中国学生的学签发放量减少了近40%,而印度学生的比例却翻倍增长;澳大利亚教育部甚至公开建议高校“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不仅是数据的变化,更是游戏规则的全面改写。”肖经栋强调,未来五年可能迎来一次系统性的大调整。他建议从业者和家庭摒弃惯性判断,重新审视政策趋势,“既要看懂政策风向,更要准确评估教育投资的长期回报。”
资深观察者MKT指出,自2003年以来,中国教育部发布了67次留学预警,但中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却从10万增长至接近80万。“这表明,教育交流超越了政治周期的波动,”他说,“每一次地缘摩擦背后,都伴随着留学市场的迅速修复。”
MKT特别提到,俄亥俄州的法案对普通留学生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宏观来看,中国学生每年为美国高校贡献数百亿美元学费和消费,平均每三名中国学生就能支撑一个美国就业岗位,“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
他建议家长和机构应避免情绪化地解读政策,而是要分辨“政策噪音”与“教育信号”。他指出,“留学的本质从未是无风险的,而是通过结构性判断,赢得长期的回报。”
近期,美国教育部可能面临裁撤的消息在国际教育界引起震动。CAG法律团队指出,尽管该部门规模较小,但它掌握着每年1200亿美元的教育拨款,并主管民权办公室(OCR),后者负责反歧视和校园监管。2023年,OCR处理了18,642起歧视投诉,其中42%涉及种族和国籍,国际学生在其中占有一定比例。
“一旦联邦教育管理职能被削弱,国际学生的权益保障将面临真空。”CAG团队分析认为,这可能引发科研经费削减、学费上涨,甚至削弱对种族歧视的监管力度。
他们建议,中国留学生应及时保存好所有与学业、签证、财务相关的文件,并确保法务渠道的畅通。“在制度的灰色地带,证据常常是唯一的安全保障。”
随着不确定性加剧,越来越多的留学机构开始调整招生策略,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具灵活性的“备选路径”。这些策略涵盖了地理方向的转变、就学模式的再设计以及申请策略的风险分散,一系列“Plan B”正在逐步成形。
在地理选择上,部分机构开始将招生重点转向东盟国家。与传统的英美目的地相比,东南亚国家不仅学费较低(年均3万至5万元人民币,仅为英美高校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借助产业转移趋势,提供了更多就业与定居机会。
从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到泰国、新加坡吸引跨国企业设厂设点,越来越多的留学顾问将东南亚塑造为“求学—实习—就业—定居”的一体化路径。同时,RCEP等区域框架被频繁提及,强调这些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政治风险较低,逐渐成为相对稳妥的选择。
除了地理上的转向,部分家庭开始青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选择“国内完成学习、海外获得学位”的模式,实现国际教育资源的接轨。在当前形势下,这一模式凭借“三大优势”获得广泛推荐:
首先,经济成本可控,学费支出仅为传统留学的三至五成;其次,学术延展性强,如西交利物浦大学超过八成毕业生能够进入全球百强高校深造;最后,鉴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外合作办学所授学历获得教育部认证,法律与就业风险较低。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超过百个经认证的硕士层级合作项目,涵盖商科、工程等主流学科,逐渐形成“在地国际化”的新路径。
对于仍以美国为首选的家庭,多国联申已逐渐成为风险管理的“标配”。根据行业统计,2023年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高校的中国学生比例达67%,较疫情前显著上升。
这一策略通常结合A-Level、IB等国际课程体系,通过“冲刺—稳妥—保底”三层结构,涵盖美、英、澳、新、港、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并灵活提交通用语言考试成绩,确保在任一方向受阻时有替代选择。例如,某国际学校的学生在获得美英港多所高校录取后,因签证审查延迟最终选择香港大学,既实现了留学目标,又成功规避了身份风险。
在传统的留学决策中,中国家庭通常依赖于一个相对稳固的“铁三角”结构——政策稳定性、支付能力与教育回报预期。然而,近年来,这三者正在同时面临挑战,一场结构性信心动摇正在悄然发生。
在美国,移民政策的不连续性已成为家长和学生最为焦虑的因素。尽管F-1签证突遭撤销的个案尚未普遍,但执法尺度的变化加剧了制度不确定性的感知。此外,中国教育部罕见地针对单一州立法案发布留学预警,这一举动也反映出中方对教育制度政治化倾向的高度警惕。移民律师提醒学生及时清理社交媒体上的敏感信息,特别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以规避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在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虽然持续扩容,但项目审批、学历认证和课程衔接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一位在长三角运营合作办学项目的负责人表示:“不确定的,不仅仅是国外的风向。”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许多家庭在选择留学目标时变得更加谨慎,国际教育的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除了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家庭支付能力的变化同样在深刻影响留学决策。在中国,许多家庭将房地产视为留学资金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一线及核心二线万元/平方米的地区,通常也是国际教育需求最为旺盛的区域。然而,随着房价持续下跌,尤其是在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家庭的留学预算也相应缩减。肖经栋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中产家庭的支付能力,房产抵押和资金变现的难度增加,使得家庭在留学支出上的决策变得更加谨慎。
“过去的留学决策往往是建立在‘不计成本’的心态上,特别是在房产增值的预期下。但如今,这种预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家庭对留学的投入趋向理性,学生选择的目的地和院校也出现了显著分化。“以前家长追求最好的,现在开始问最划算的。”
教育回报的预期同样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海外高校学位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高薪工作,早已被事实所打破;另一方面,政策风向的变化使得STEM等“高投入、高回报”专业的签证和就业通道变得愈加不确定。与此同时,选择新加坡、香港、欧洲等地区的学生比例上升,本质上反映了家庭对教育回报路径的重新设计。
这一变化,最终推动了机构服务逻辑和家庭风险认知模型的调整。从“冲刺美国藤校”转向“多国联申”,从“走出去”转向“留在本地的国际化”,不仅是市场策略的转弯,更是家庭心理结构的重组。这是一场产业地图重绘引发的连锁反应,有留学机构负责人表示,“影响的不只是厂房和贸易,还有中国家庭的长期教育投资模型。”
每一场大的变革背后,都伴随着不确定性,而教育作为个人社会流动的关键,始终有其内在的韧性。就如同历史上西南联大师生面对战火时,依然坚守在课堂上的姿态,今天的留学市场也面临“警报”声不断。尽管签证政策变动、学费上涨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家庭的焦虑,教育的内在价值却依然牢牢占据着家庭决策的核心地位。
教育的价值远不止眼前的挑战,更是一种应对风险、优化未来的战略。无论短期政策如何波动,教育始终是那份最具潜力的长远回报投资之一。
2025年,留学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各机构通过调整业务模式、开拓新兴市场、优化服务流程,展现了出色的适应能力。这些创新举措不仅彰显了行业的韧性,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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